【文史】慈禧 光绪皇帝与西安清真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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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禧 光绪皇帝与西安清真寺
在广州市光塔路56号,有一座我国最早的清真寺——怀圣寺。进入怀圣寺的二道门,就可以看见一块大匾悬挂在三道门上,上面的题词是“教崇西域”。
许多清真寺里都有匾,而且不止一块。但怀圣寺这块“教崇西域”匾有好些特别之处。一是四周镶着六条龙,正下方还有一只龟头;二是上方正中有“御赐”二字,匾内正中盖有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写的红色印章“皇帝之宝”;三是题词上款有一行小字“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”,下款写着“怀圣寺恭承”。
那么,这块匾的题词是不是光绪皇帝亲笔写的?这块匾是光绪专门写了送给广州怀圣寺的,还是后人复制的?为什么与清朝其他皇帝题匾不同,用的是白底红字,而不是蓝底金字?——这一切,至今仍是谜。
关于这块匾是谁写的,有三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:既有年月日,又有印章及龙饰,可以肯定是光绪皇帝写的;第二种说法是:从笔体看题词像慈禧太后的字,可能是慈禧写的、盖上光绪皇帝的章;第三种说法是:题词不像光绪的字,且有上下小字题款,不似原件,是复制品。
这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。显然,搞清楚这些问题,对于了解清朝末期广州伊斯兰教史,了解回回与清朝朝廷的关系,具有重大意义。
当我从百度搜索“教崇西域”时,发现西安多座清真寺里都有这块匾。一些旅游网站还具体指出: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慈禧与光绪连夜逃往西安。第二年八月,慈禧和光绪准备离开西安回北京前夕,为西安的小皮院清真寺分别题匾。慈禧写的是“派衍天方”,光绪写的是“教崇西域”。但原件在“文革”中已损毁,现在只有复制件。
于是我把研究方向转向西安的清真寺。2011年,我首先去到北京市国家图书馆,查阅有关资料。接着又去西安市,实地考察清真寺,向当地伊协的同志、阿訇和乡老们了解有关“教崇西域”匾的情况。通过调查研究,初步搞清楚了关于慈禧光绪与西安清真寺的一些问题。现将初步研究成果献上,以求教于各位。
晚清的朝廷,就像一座四面透风、摇摇欲坠的破房子,不堪一击。1900年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朝廷束手无策,慈禧带着光绪等连夜往西逃出北京城。据史书记载:
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七月二十日,美英意法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。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连夜仓皇西逃。途径怀柔、大同,于八月十七日到太原。在太原住了十天。八月二十六日,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以及随行人员从风陵渡西渡黄河。九月四日,到达西安。
其实,慈禧早就做好了当八国联军犯京时逃亡西安的准备。1900年五月,军机大臣荣禄就密遣心腹到陕,会知陕西巡抚端云,做好迎驾准备工作。端云即在西安城内相度地势,拟定修建行宫蓝图。
但是没等建好,慈禧一行就要来了。慈禧一行到达西安前夕,陕西为支应皇差,特设支应局。 “甲寅,昭改陕西巡抚署为行宫。”(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第四册,中华书局1976年版,第935页)于是端方赶忙改建巡抚署为行宫。“九月初四日,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行到达西安”。(《西安市志》(第一卷·总类),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,西安出版社1996年版,第70页)
慈禧和光绪在西安差不多住了一年。由于割地赔款的辛丑条约签订了,外国列强并没有追究慈禧和光绪的责任,慈禧感到放心,准备在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七月十九日启銮回京。但由于“关中炎热,较上月尤甚。大雨之后泥淖弥最”,当地官员上书光绪,请求延期回京,“将回銮日期改至八月节,候俟天高地爽较为安适。”慈禧和光绪认为此议可行,表示同意。(见《光绪政要》第八册,1744页),过了中秋节后,八月二十四日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启銮离西安返北京。
慈禧 光绪与清真寺我曾经到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、以及陕西省图书馆、西安地方志馆和位于广州的中山图书馆、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图书馆等处查阅资料,均没有发现有关慈禧和光绪在西安期间到过清真寺的记载。尽管行宫离清真寺都不太远。
但是,2011年6月初,我在西安清真寺调研期间,在同一些阿訇、乡老的交谈中时了解到,据民间传说,李莲英到过清真寺。当时,阿訇正在诵经,没有理他。等阿訇诵读完《古兰经》,李莲英问阿訇,你读的什么书?阿訇说:“《古兰经》”。李莲英又问:“书里讲些什么?”阿訇答:“希望天下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”李莲英听到后,回到宫里向慈禧汇报,慈禧很高兴。因为那几年西北地区连年大旱,饿殍遍野,民不聊生。如果真的风调雨顺,那就会国泰民安,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也就无虞。
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当慈禧和光绪在西安住了一年后离开时,欣然为清真寺命笔题匾,以笼络人心,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陕西有一位布政使,名叫唐承烈,是山东人,穆斯林。他曾给大皮院清真寺撰写过一副对联,至今保存完好。
1933年出版的《月华》杂志第五卷,刊载了王曾善写的《长安回城巡礼记》。其中谈到:“西安的清真寺,不论大小,其殿门之外均悬匾二方:一曰‘派衍天方’,一曰‘教崇西域’。闻系庚子年慈禧与光绪蒙尘西来时所赐之御笔。青模金字,方正端严,亦颇雅观。”(见李兴华、冯今源编:《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(1911-1949)》,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380页)
慈禧为什么给小皮院清真寺题“派衍天方”这几个字?在小皮院清真寺保存的万历年间碑记《重修真教寺记》中有 “天方之一派,肇于唐初”的字样,可能慈禧受到这几个字的启发而题写“派衍天方”匾。
离开广州前,我从网上发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有关西安清真寺的旧照片,上面有“派衍天方”和“教崇西域”两个匾。可惜的是,当我到西安进行实地考察,企图找到那两块匾时,不禁有些失望。慈禧写的“派衍天方”匾还在,尽管已经斑驳陆离、破旧不堪,但字还是可以辨认出来。但跑遍回坊9间清真寺,也没有发现“教崇西域”这块旧匾。据阿訇及乡老反映,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各清真寺所有的匾都被拆下来集中堆放在大寺,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。其中有的被“破四旧”而砸烂。有的丢失。“教崇西域”匾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毁(或丢失),荡然无存的。现在大寺有一块匾,上面写着“教崇西域”,正中有一个红印,但四周没有龙饰。匾很新,字体也与旧照片中的四个字不一样,显然是复制品。在另一间清真寺大殿前也挂着一块“教崇西域”匾。这块匾有题头、有落款。从中可以知道,这是1996年去麦加朝觐的哈吉送的。
慈禧 光绪与穆斯林官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不信伊斯兰教。但太后和皇上都给西安清真寺题匾,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显然,只有有机会见到太后和皇上的人、或有机会与太后和皇上说上话的人、或有机会托人把话传给太后和皇上的人,才能做到这一点。
这个人是谁呢?
据我分析,可能是这两位穆斯林。一个叫马福祥,一个叫唐承烈。
关于唐承烈的情况,前面已经介绍过。现在说说马福祥。马福祥,字云亭,光绪二年(1876年)正月初十生于甘肃河州(今临夏)。其父马千龄,通晓武事,工于心计,同治年间参加回民起义,后降清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,青海撒拉族、回族、东乡族、保安族等穆斯林举行反清起义时,马福祥征得父亲同意,招募“义勇队”,协助清军镇压起义队伍,战功显赫,深受朝廷宠爱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马氏兄弟率部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。其兄马福禄在正阳门阵亡,马福祥接任指挥。8月15日,北京陷落。马福祥等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华门出逃,精心护驾直达西安。到达西安后,马福祥带领的军队又担任宫禁警卫及北辕周围防务长达一年之久。次年又护驾返京。对此护君之功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看在眼里,记在心头。慈禧以“马福祥兄弟在京有战功,沿途宿卫亦著劳谨”,积功以提督记名,不久补为副将。而马福祥,在政治上虽然几易其主(后来,辛亥革命发生后,他又率先通电“拥护共和”),但他在血缘上毕竟是穆斯林,无论是稳定回回军军心也罢,为个人今后更好地升迁也罢,由他向太后和皇帝提出为清真寺题匾,都是有可能的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马福祥在西安护驾期间,与慈禧近侍太监张兰德(小德张)结为换帖兄弟,关系不同寻常。马福祥如果有什么要求,请张德兰向慈禧提出,也是最方便不过的。
当然,唐承烈对穆斯林及清真寺怀有深厚感情。在慈禧和光绪离开西安前夕,作为地方官,代表穆斯林提出希望太后和皇上赐墨宝,而慈禧和光绪欣然应允,也是合情合理的。
当然,以上只是分析,尚无充足的史料佐证。留后待考。
此外,关于广州市怀圣寺的题匾的出处,尚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以上是粗浅的研究成果。欢迎各位批评指正。
#为写作此文,我在北京、西安、广州等地做过一些调查,许多同志提供各种方便,给以大力支持和协助,在此一并鸣谢。他们是:吴克赓(国家图书馆)、马希平(陕西省伊协)、苏萌(陕西省伊协)、陈晓平(西安收藏家)、海保荣(西安清真大寺)、李全福(西安大皮院寺)、马景亮(西安中寺)、马文清(西安小学习巷寺)、王红(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)、马强(陕西师范大学)、王文杰(广州市伊协)、保延忠(广州市伊协)等。
1,张永禄主编:《明清西安词典》,西安地方志馆编篡,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
2,叶林生著:《光绪皇帝》,黄山书社1985年版
3,《西安市志》第一卷:总类。西安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,西安出版社1996年版
4,李兴华、冯金源编:《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(1911-1949)》,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
5,胜迹:《穿越历史品味宁静——记西安小皮院清真寺》,网络文章
6,《马福祥》,百度百科